鄉村俱樂部

　　如果將醫患糾紛放到整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，就不難看到個案中的矛盾衝突，與當前的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相關。就社會結構而言，收入差距的擴大，醫療資源分配不均，加上“看病貴、看病難”，無疑會加劇醫患之間的總體緊張關係；就心理結構而言，基於人們對公正和秩序的焦慮，尤其是偶發性的個案被放大，向社會傳遞、營造出醫患關係不和諧的負面效應，從而更容易導致一些人在錯誤的判斷下走向極端。就醫患雙方來看，更由於存在著嚴重的專業知識不對稱、信息不對等，加劇了關係的“緊張度”。
　　——10月29日《人民日報》
　　反思溫嶺殺醫案，一切的前提，是直面醫患關係，正視醫患矛盾，不掩飾，不迴避。醫生的安全需要保護，患者的利益需要保障，暴力行為要得到處理。制度層面，科學有效的醫患溝通方式要建立，醫療事故鑒定與處理程序要健全，醫保制度要完善。我們並非否認醫療機構需要正當的安保力量，但安保力量不可能無限升級，醫療衝突發生，不可能一次次以升級安保力量來應對。不正視醫患矛盾的核心問題，不正視社會互信的本質問題，人們難以得到切實的保護。
　　——10月30日《長江日報》
　　溫嶺事件與以往傷醫事件相比，一個顯著特點是醫護人員頗有規模的“表態”，他們籲求的對象，也不是所謂“矛盾”的相對方——患者，而是自己的醫院以及當地政府。
　　這說明，這些基層醫護工作者很清楚，威脅他們人身安全和職業環境的，不是患者群體，也不是對醫療體制頗多批評的公眾——他們清醒認識到，環境的改善絕非易事，醫院和政府必須做出相應的努力和改變。這種堅定的表態，可能是一種長久被壓抑和忽略的意見。
　　——10月30日《燕趙都市報》　　（原標題：媒體說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