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將醫患糾紛放到整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,就不難看到個案中的矛盾衝突,與當前的社會結構和心理結構相關。就社會結構而言,收入差距的擴大,醫療資源分配不均,加上“看病貴、看病難”,無疑會加劇醫患之間的總體緊張關係;就心理結構而言,基於人們對公正和秩序的焦慮,尤其是偶發性的個案被放大,向社會傳遞、營造出醫患關係不和諧的負面效應,從而更容易導致一些人在錯誤的判斷下走向極端。就醫患雙方來看,更由於存在著嚴重的專業知識不對稱、信息不對等,加劇了關係的“緊張度”。
  ——10月29日《人民日報》
  反思溫嶺殺醫案,一切的前提,是直面醫患關係,正視醫患矛盾,不掩飾,不迴避。醫生的安全需要保護,患者的利益需要保障,暴力行為要得到處理。制度層面,科學有效的醫患溝通方式要建立,醫療事故鑒定與處理程序要健全,醫保制度要完善。我們並非否認醫療機構需要正當的安保力量,但安保力量不可能無限升級,醫療衝突發生,不可能一次次以升級安保力量來應對。不正視醫患矛盾的核心問題,不正視社會互信的本質問題,人們難以得到切實的保護。
  ——10月30日《長江日報》
  溫嶺事件與以往傷醫事件相比,一個顯著特點是醫護人員頗有規模的“表態”,他們籲求的對象,也不是所謂“矛盾”的相對方——患者,而是自己的醫院以及當地政府。
  這說明,這些基層醫護工作者很清楚,威脅他們人身安全和職業環境的,不是患者群體,也不是對醫療體制頗多批評的公眾——他們清醒認識到,環境的改善絕非易事,醫院和政府必須做出相應的努力和改變。這種堅定的表態,可能是一種長久被壓抑和忽略的意見。
  ——10月30日《燕趙都市報》  (原標題:媒體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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